答司马谏议书原文及翻译

《答司马谏议书原文及翻译》

原文：

某启：昨日蒙教，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，而议事每不合，所操之术多异故也。虽欲强聒，终必不蒙见察，故略上报，不复一一自辨。重念蒙君实视遇厚，于反覆不宜卤莽，故今具道所以，冀君实或见恕也。

盖儒者所争，尤在于名实，名实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今君实所以见教者，以为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，以致天下怨谤也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授之于有司，不为侵官；举先王之政，以兴利除弊，不为生事；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；辟邪说，难壬人，不为拒谏。

至于怨诽之多，则固前知其如此也。人习于苟且非一日，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、同俗自媚于众为善，上乃欲变此，而某不量敌之众寡，欲出力助上以抗之，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？盘庚之迁，胥怨者民也，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；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，度义而后动，是而不见可悔故也。

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，未能助上大有为，以膏泽斯民，则某知罪矣；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，守前所为而已，则非某之所敢知。无由会晤，不任区区向往之至！

翻译：

某呈上：昨天收到您的教诲，私下认为我和您交往友好已久，但议论政事却常常意见不合，这是因为我们所采取的治国方法大相径庭的缘故。虽然我想向您详细解释，但最终恐怕也不会得到您的理解，所以只略作答复，不再一一为自己辩解。再者，考虑到您待我一向厚道，对于这封信的往复也不应该轻率冒失，所以现在我详细陈述我这么做的理由，希望您或许能够谅解。

一般来说，儒家学者之间的争论，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名分和实际是否相符。名分和实际的关系弄清楚了，天下的道理也就明白了。现在您教诲我的原因，是认为我执政“侵官”、“生事”、“征利”、“拒谏”，从而招致天下怨恨和诽谤。我认为，我接受皇帝的命令，在朝廷上商议制定法令制度，并把它交给主管部门执行，这不算“侵官”；我推行先王贤明的政治主张和行政措施，来兴利除弊，这不算“生事”；我为天下管理财政，这不算“征利”；我驳斥错误言论，诘难那些巧言令色之徒，这不算“拒谏”。

至于怨恨诽谤很多，我本来就预料到会是这样。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许多士大夫把不关心国家大事、同流合污、讨好众人当作美德。皇上正想改变这种风气，而我却不考虑反对者的力量有多强大，一心想出力帮助皇上抵制这种风气，那么众人怎么能不喧闹不安呢？盘庚迁都时，怨声载道的主要是百姓，并非仅仅是朝廷的士大夫。盘庚并没有因为有人怨恨而改变他的计划，他总是审慎地衡量利弊，理顺之后再行动，这样即使有所不足，也无怨无悔。

如果您批评我在相位多年，未能辅佐皇上做出大的成绩来惠泽百姓，那我认罪。但如果您说今天应该什么事都不做，只墨守成规，那就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了。由于没有机会见面详谈，我只能表达我无比的敬仰和向往！

扩展分析：

王安石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并非简单的个人辩白，而是对变法思想和实践的一次深刻阐述，也是对保守派政治观点的有力反驳。全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解读：

一、名实之辨与变法理念： 王安石开篇即点明儒家“名实之辨”的根本意义。他认为，只要名实相符，天下之理自明。他将自己变法的措施一一对应“侵官”、“生事”、“征利”、“拒谏”等指控，逐一驳斥，其核心在于强调变法的必要性和正当性。他并非单纯为了个人利益，而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，他的改革措施是符合儒家“正名”思想的，是符合国家利益的“实”。这与司马光等保守派只注重表面现象，不看本质的治国方略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二、变法与民意： 王安石坦承变法会引起民怨，但并不因此而退缩。他以盘庚迁都为例，说明改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，引起暂时的不满，但只要措施得当，符合大义，最终将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认可。他并非漠视民意，而是深刻理解变法过程中的阵痛，并将其视为实现国家长远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。这体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强烈的责任感。他批评了士大夫阶层“不恤国事、同俗自媚于众”的消极态度，认为这是阻碍国家进步的根本原因。

三、对保守派的批判： 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指责并非仅仅是针对个人的，更是对整个保守派政治集团的批判。司马光代表的是旧有的政治势力，他们固守陈规，反对改革，维护既得利益。王安石则代表着改革派，他们积极进取，渴望改变现状，推动国家进步。这篇文章不仅仅是王安石对个人指控的反驳，更是新旧两派政治力量的一次交锋。王安石用犀利的言辞和严密的逻辑，揭露了保守派的虚伪和空洞，为变法争取了舆论上的支持。

四、王安石的政治勇气和担当： 全文洋溢着王安石的政治勇气和担当。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，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，他没有退缩，而是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变法政策辩护。这篇文章充分展现了他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崇高情怀。他并非一个只顾自身安危的政治家，而是一个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伟大人物。

五、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： 《答司马谏议书》作为古代驳论名篇，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十分重大。它不仅展现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人格魅力，也为后人研究宋代政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其对“名实之辨”、“变法与民意”、“守旧与改革”等问题的探讨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，为我们思考和解决国家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文章展现的敢于担当、坚持真理的政治家风范，更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佩。

总而言之，《答司马谏议书》不仅仅是一篇简单的书信，它是一部浓缩了王安石政治思想和人格魅力的经典之作，它超越了时代局限，其所蕴含的思想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。